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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操纵股票市场  

2011-06-03 10:17:30|  分类: 封面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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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操纵股票市场 - 《钱经》杂志 - 《钱经》杂志

 

 

2011年4月的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记者来到老张(化名)的个人操盘室。所谓操盘室,实际是位于深圳景田区的一个三居室民宅中的一间,房间内仅两台电脑、一部电话,四面白墙。

 

老张的身份是深圳某资产管理公司的董事长,“我不经常去公司,平常喜欢在家里看看股票,没事打打球,就像一个闲人。”正是这位“闲人”,2009年至2010年隐匿在某三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身后,也是这段时间,三只股票分别出现了61.5%、96%和40.7%的涨幅,但凡炒过股的人都能看出,老张正是那个“庄”。

“我现在谈不上是庄家,坐庄的门槛实在越来越高了。我现在资金量也就十几个亿,你想想,拿到一只股票哪怕20%的流通盘也需要8亿。没有人会把一半的身价拿来做一只股票,我无非是在圈子里有些朋友,跟上市公司也比较熟,大家同进同退而已。大部分时候,我真的是个闲人。”

事实确实如此,老张每年投资的股票数量很少,但每操作一只股票前,老张都会做两个月甚至半年的准备,“评估行业环境,亲自去上市公司调研,重要的是跟上市公司达成共识,最后研究讨论最适合买入的时机。”当然也有例外,在海南板块全线飘红的时候,“几乎所有个股都有机构资金入驻,为了能先抢到仓位,也就来不及去上市公司调研了。”

对于自己的业绩和操作,追问之下老张提到了个股江苏吴中,“去年10月初,我用几个大客户的账户买了,前几天刚刚出货(四月底)。”

证券市场征战已经二十多年,老张自己,也是一部庄家演变史。

 

“327”淘得第一桶金

1990年2月,在深圳经营歌舞厅的老张初涉资本市场,经人劝说后带着“巨资”18万进场。当时深市行情大好,“黑市”交易火热,“误打误撞,我应该是在最好的时间入场,我当时4元左右买了深发展,到1990年6月,深发展股价涨到24元。几个月,十倍的收益,我关掉了歌舞厅,进了资本市场。”

从此,老张便一直在股市里“试水”,也曾跟着深圳“北上大军”到上海投资,“但真正赚大钱是在国债期货里,确切的说是327国债。”

老张的这一桶金赚得惊心动魄。最开始选择做多,老张凭的是直觉,而在赌局初期,一度是空方领先,后陷入胶着。直到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提高327国债利率的公告,百元面值的国债将按148.5元兑付,这对多头老张来讲无疑是天大的利好。本来应该是毫无悬念的胜利,却因万国证券总裁——证券“教父”管金生的操作变得惊心动魄、险象环生。

管金生带领的万国证券是空头的主力,按照当时的规定,以万国的资金最多可开40万口的仓位,其他券商亦然,但事实上万国在事发前已经到了200万口。

2月23日开盘,中经开带领的多头进团,用80万口合约将前日148.21元收盘价一举攻到148.5元,此后又以220万口合约攻到150元。而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就要赔进十几个亿。管金生向时任上交所总裁魏文渊求救不成,在多头军团下午猛攻下,管金生已经顾不上是否还有钱继续开仓,在下午4点22分疯狂开仓做空,先以50万口合约把价位从151.3元轰到150元,然后连续用几十万口合约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以一个730万口合约的巨大买单狂炸尾市,价格定在147.4元。

如果以147.4元(老张的噩梦)交割,万国赢60个亿(但操作严重违规,且公司拿不出足够保证金)。最后,上交所公告:最后7分钟的交易无效,收盘价为违约前最后交易价格151.3元。这个价格判了万国死刑,公司赔进60亿元人民币。第二天,管金生入狱。此后万国证券与申银证券合并,成为今天的申银万国。

万国证券破产却成全了老张这样的投资者,从此他的资产开始以千万计数。

 

资产随“中科系”消失——“独庄”的罪与罚

拿着国债期货里赚来的资本,老张在股市里继续征战,“那时,人称我张大户”。

90年代末,投资者听到“某某系”的股票往往会有种敬畏,能够买到“某某系”的股票似乎就是一种赚钱的保证。当时的“张大户”“有幸”的成为“中科系”的股东,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吕梁的“客户”。“资本市场里钱来得快走得也快,在中科系股票市值达到100亿时,我也一度拥有过数亿资产,但随着中科系的覆灭,财富也像泡沫般的蒸发。”中科创业前身叫“康达尔A”,1998年年底,吕梁组织资金接手了接近50%的康达尔流通股,1999年4月和5月,吕梁安排机构资金收购了康达尔34.1%的国家股,从此介入,吕梁舰队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了7席。

“在1998年年初(吕梁操纵其之前)的股价是10元左右,流通股3488万股。当时吕梁计划达到控制90%以上的筹码,在10元至14元间边拉升边吃货,而资金要求仅为5亿元不到。”老张回忆当年坐庄低廉的成本时,不禁感叹。

吕梁出身为撰稿人,深具“弹唱”的功底,也深知媒体的影响力,其先后在媒体上发布了众多消息,为康达尔摇旗呐喊。事实上,深圳康达尔除了假账、坏账几乎一无所有,但“吕梁舰队”的主战场是二级市场,公司业绩并不重要,关键是让市场相信康达尔是个前途无量的好公司。果然,在吕梁入驻康达尔之后的四个月,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排行榜中位列第17名。

这显然不是吕梁的目标,1999年7月,吕梁在北京创办了中科创业投资公司,通过这个名义入主康达尔。他们对外鼓吹北京中科具有“科技部背景”,是中国科技界的精英。尽管北京中科跟康达尔一样,都仅仅是一个架子,但市场只知道,1999年12月深市的康达尔股票换成了非常响亮的名字:中科创业,股价飞涨。

自此,吕梁的目标已经清晰:在二级市场上建立中科集团,撒开一张网,网住一个公司就炒一家股票,把炒高股价后的股票质押给银行,贷款后再炒下一个。事实上吕梁也成功操作了中西药业、鲁银投资、岁宝热电、胜利股份等公司,以“中科创业”为首的“中科系”建立。

吕梁舰队为何崩盘?其答案跟几乎所有的长强庄一样——资金链断裂。据老张回忆,2000年8月,“舰队”中一位大佬级人物“不玩了”,手中大笔的股票将抛向市场。而两个月后,北京中科执行总裁被审查出“老鼠仓”,涉资巨大。吕梁下令北京中科、深圳中科内部查“老鼠仓”,要求所有公司资金于年底前结算。这次自查加速了“舰队”解体,冲钱而来的投机怎么会顾及公司的利益,貌合神离的合作者开始抛售股票,以保资金。吕梁本想截住老鼠仓的抛盘,却没想到老鼠仓如此之多,他打光了所有资金,仍未避免中科创业接连跌停,上演开始所说的中科“9连跳”。

2000年12月25日,吕梁操纵的中科创业从84元高位一头栽下,连续九个跌停,并引发“中科系”其他股票中西药业、莱钢股份、岁宝热电相继跳楼“自杀”。“中科系”株连市场上其他长庄,“德隆系”集体跳水,“明天系”崩溃。

岁宝热电公司股票全额抛售,北京中科、河南禾华法人股遭法院冻结。满载一船罪恶的“吕梁舰队”快速沉没了。几年以后,“某某系”中另一个灵魂“德隆系”同样因为资金链断裂崩盘,强大的“独庄”时代终结了。

 

把握“股改”机会——开启混庄年代

“中科系”覆灭后,老张元气大伤,而2001年至2005年的熊市,也让其没有翻身之机。直到2005年股改,老张才又得以体会到赚钱的感觉。“05年、06年的时候很多人也做得很好、收益率很高,但是他没有获得很好的财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的跟随资金不够。当时看准了时机后,我将仅剩的不足一千万的资产全部投入,又通过一些渠道融了一笔钱,准备就此一搏。”

而也是在这个时候,老张遇到了当时同样也希望咸鱼翻身的花荣,“那是一个很优秀的操盘手。” 

在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份中国股市十大操盘手的榜单,王亚伟在榜单中排名第十,花荣排名第六。花荣人称“老狐狸”,是沪深股市第一代职业操盘手,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人称“不死鸟”。从1991年入市至今,几起几落后,花荣的资产如今也已经过亿。

2005年,花荣加入中集集团,在中集集团同期成功操作的石油济柴、长江电力这几只股票中,花荣替别人(包括老张)赚了很多钱,自己按照5%到8%分成。同时,花荣抵押了房子,把仅有的百万个人财富押上,全力以赴奋力一搏,结果“至少翻了十倍”。

如今的花荣,一个人在公寓里操盘,同时对写博客情有独钟,每天工作四小时,其余时间爬山、打球、晒太阳。他自称追求“无风险套利”,守着庞大的个人资产追求年10%的利润,不愿再替人打工,也不想自己创办私募,“一是现在的市场不规范,二是猪养太肥就该杀了。”

对此老张告诉记者:“股改以后,以前活跃在市场中的人基本上有四种:一是‘死’了的,跳楼的,赔光钱无力翻身转行了的,这是人数最多的。二是像花荣这样,凭本事和经验做股票,不求大利。三是像我这样做私募的,阳光化的也好,地下私募也好,总之还想做些事。四是人数最少最幸运的,就是当年买股票买太多,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大小非,他们最有作为。”老张口中的第三和第四种人,在前期多变的市场氛围中艰难地活了下来,并初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在整个证券市场发展、完善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庄家的格局和操作风格。

 

股权分置,大小非成市场主角

2005年年底,股权分置改革纷纷进行,一级市场的部分产业资本,也就是曾经非流通的限售股,因股改新老划断后得以有条件的(支付相应对价)在二级市场流通,这些限售股按照持股比例的大小称为大小非。大小非坐庄的先天优势:

第一,正如老张所说,想要在今天的市场坐庄需要强大的资金量,但同时由于监管加强,任何投资人想用单一账户获得10%的流通盘,都需要做出解释。而作为大小非的产业资本则先天具有掌握较高比例流通盘的能力,而且在他们的“建仓”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成本。

第二,作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产业资本是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他们不仅优先知道上市公司的内部信息,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些内部信息的制造者、筛选者及决定者。他们本身就是庄家,从伪造财务报表到公司资本运作,再到二级市场操纵,理论上讲,整个流程都可以做到天衣无缝。当然,由于并不是所有大小非都精于二级市场操作,他们往往会与基金或券商合作。

2009年4月,德豪润达从一家接连报亏的企业一跃成为中小板第一牛股,股价从2月份3元升至4月份最高点12.88元,涨幅超过300%。市场上流传的利好则是“一个香港人举牌买它的股票,价格是7块钱”以及“LED资产注入,可获6亿-8亿收入,2亿的利润”。事上,以台湾封装企业的数据来看,1.5元LED资产可产生1元收入,德豪润达要注入1.5亿资产,是9000万的利润,这已经是高估。 

现在看来,LED资产注入无疑是大小股东的圈套,“由于是未上市的资产,数据不透明,上市公司夸大收入,炒概念把股价拉上去,然后在合理价位出货。”

而第一则“利好”,举牌的香港人,则是广东健隆达的法定代表人李文彬,他首先从当时的大股东珠海德豪电器手中接盘了5%的股份。深交所公开数据显示:德豪电器分别在2009年3月12日、16日、17日及18日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分别出售公司股份520万股、500万股、380万股和216万股,成交价格依次为6.06元、6.52元、6.75元和7.33元,一周内珠海德豪累计套现已超过1亿元。 

此后,广东健隆达继续增持了2184万股,占总股本的11.76%而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德豪电器亦公布减少权益的目的是为引进LED项目的战略投资者。 

行情随即波澜壮阔地展开,在2009年4月20日至23日的四个交易日中三天涨停,29日亦在午后翻红至涨停告终。

减持积极的德豪润达的信息披露却并不积极:4月22日,德豪润达宣布拟购买广东健隆达、恩平健隆的LED固定资产,资产原值约1.5亿而评估价值1.07亿元。但卖方出具的固定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并无两家过去的财务经营状况,因此其盈利能力究竟如何仍需打个问号。 

但无论资产注入可否成功,注入后可否盈利,在这一过程中大小非们已经赚的盆满钵满了:3月13日,也就是大股东德豪电器首次套现的第二日,百利安售出442万股,平均出售价格5.53元/股。3月19日,另一股东珠海通产宣布共出售1442万股。 3月27日,珠海通产和百利安双双在7.16元的价位抛售了共计1007万股,至此百利安已抛空手中所有股票,珠海通产仍持有1443万股,两个发起人股东最初的出资仅是1650万元和1350万元,而在限售期满之后,大小非们默契的大打配合后,获暴利走人。

而那个“香港人”呢,广东健隆达成本为7元,而股价在后期以大12块钱以上,就算再出现下跌,香港人同样可以全身而退。

真的“接盘”的是公募基金,在“LED概念”炒作的过程中,有两只基金新入驻,“而造概念——拉高股价——庄家出货——机构和基金接盘——股价进一步拉高——散户接盘”恰好是大小非坐庄的新模式。

另一个著名又代表性的案例是首富黄光裕。2007年4月至2008年5月7日期间,中关村上市公司与黄光裕经营管理的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作为中关村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光裕利用内幕消息,指令他人多次使用其实际控制交易的多个股票账户,累计购入中关村股票(000931)1.45亿余股,总收益约为4亿余元。

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我了。老张感慨。

 

一个市场的真相

 

年轻的沙弥双手合十,叩问老者,江湖真如传说中险恶?为何我只看到春暖花开一派祥和。

老者不语,于暗格中摸出一卷残破古书,言:熟记此书,日后行走江湖,保你平安。沙弥双手接过,遒劲字体书:跟庄十二术。

即使在今天,股票投资的书架上还摆放着众多不同款式的《跟庄十二术》,以90年代末期坐庄模式与跟庄模式为出发点,研究庄家行为与表征。

这些书大可以扔掉。庄家还存在吗?就如同只看到一派祥和的沙弥质询江湖是否险恶。的确存在,但却早已变了脸。

 

2001年1月,是吴敬琏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月份。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吴敬琏传》的第二十四章一开头这么写。从毫无争议的“2000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到被众人、也包括同样著名的经济学家,攻击的对象,只有10天时间。1月11日,吴敬琏赴上海开会,在飞机机舱里遇到两位中央台记者,他随口问道:“你们去上海采访谁?”记者答:“就是去采访你的。”第二天上午,在下榻旅馆,吴敬琏就庄家操纵股价的问题接受采访。就在这次访谈中,他直接将股市比喻成了“没有规矩的赌场”。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

当时的中国股市上活跃着两类人:上市公司的知情者与大资金持有者。他们共同密谋操纵股价。成熟的股票市场多靠企业成长赚钱——我们习惯称之为企业的价值。美国大多数上市企业按季度进行现金分红,投资者可以买一只看好的股票,享受稳定的分红派息。从1960年到2007年,代表美国市场的标准普尔500家企业股息收益率达到3.3%——两倍于我国过去十年的股息率,这意味着,花100块买了股票,一年就能分红3.3块,第二年也值得期待,谁会马上卖出?很遗憾,一开始中国股市就被定位在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建立这个融资平台能分散银行贷款的风险,但投资者的利益却得不到保护。既然无法像美国投资者一样享受经济带来的利益,我们唯有靠第二条路赚钱:买卖股票差价。

“炒作的办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直到吸引中小投资者或局外的大投资人跟进,再偷偷的跑掉,把后来跟进的人套住,这时股价就不断地往下跌。”吴敬琏如此解释中国证券市场成立头十年的赚钱模式。

短期的证券市场是一个零和游戏——你死我活,短兵相接。庄家之所以巨额获利,是因为在某个角落的散户们赔了钱,散户们可能都回忆不起来,在大户室的转角碰到过他们,甚至还打个招呼,在电视里看到他们,可能也会拿本子记下观点作参考,但其实是,正是他们在幕后操纵了一切。

 

双十之年的孩子还病着吗

当时5800万股民(2001年两市证券开户数)肯定记得经济学家大辩论的过程,2001年2月11日下午,5位经济学家——厉以宁、萧灼基、董辅、吴晓求、韩志国联手在北京科技会展中心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他们与吴敬琏的最大分歧实际上是“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得了病,要不要掐死、扔掉”。就在经济学家们激烈争辩的同时,中国的股市从2001年6月的2245.42点急跌,开始了绵绵数载的大熊市,到2005年6月,上证指数跌至998点最低谷,前后历时整整48个月。

非但没死,还被下了猛药, 2011年,这个孩子已经21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8岁已成年,孩子成年了吗?美国花了至少122年的时间完善证券市场——从1811 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到1933年《证券法》颁布,如果把时间再往后推到2001年——这一年的标志事件是,包括高盛、美林等在内的美国10家投资银行被指控垄断操纵股价,并于第二年被处于14亿美元的罚款,这个叫做“证券市场”的美国孩子从贪吃任性进化到理性节制,整整花了190年。踩着西方的经验,中国的步伐更快。自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现世,监管层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庄家的行动,以“中科系”吕梁的毁灭为起点,还浸淫在低迷市场的老庄家发现,越来越难做了。直到2005年10月主席令第四十三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修订通过。股市变了天。

 

庄家越来越难做

从2000年到2010年,上海深圳两市总市值长大了接近七倍,操纵市场的门槛已经高高垒起。回到2000年2月18日,吕梁新婚大喜。前一天,他对操盘手丁福根说:“你能送我一份特别点儿的礼物么?”丁福根心领神会。18日当天,中科创业的收盘价恰好停在72.88元(谐音为“妻儿发发”)。像吕梁那样控盘控到极致,抛开监管法规不说,如果在今天需要多少钱?回到2000年,两市总市值5万亿,而实际流通的只有三成,而在2011年,总市值达到27.5万亿,只有不到7万亿的尚未流通。简单算笔账,吕梁控制了当时中科创业90%以上流通盘的筹码,即使是如今市值最低的创业板,其个股平均市值也将近40亿元,那么庄家务必需要36亿的“资金优势”。

对“资金/持股优势”的定义在2007年9月颁布的《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办法》中非常明确。在该《办法》定义的八种操纵市场行为中这么写道: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构成连续交易操纵。

10%,是所有庄家试图绕开的数字。直接持有流通总量的10%,或者更少,意味着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严密关切。而如果触犯天条,可能遭遇十年的牢狱之灾。在2006年7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中,修改了第182条,对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情节特别严重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订前的182条仁慈得多,5年是最高刑期。

 

操纵市场,犯罪相当于高晓松醉驾20次

比182条更狠的是美国萨班斯法(《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2002年),该法案规定,任何人通过信息欺诈或价格操纵在证券市场获取利益,最多可监禁25年或处以罚款。如果不巧操纵了美国市场,事主受到的惩处相当于高晓松醉驾50次。

在中国,20次。

从1996年开始至2008年,中国证监会共查处上海和深证股票市场操纵案件共计33起。监管日渐严苛已经成为除资金之外的最大成本。由乱到治,每一段历史都如此,包括醉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市场中,股票欺诈几乎成为整个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前的那轮过热的牛市中,坐庄的行为屡见不鲜。其中一个代表人物是大通国民银行主席维金,他被认为是最出格的庄家,不仅通过私募基金炒作自己公司的股票,还从自己的银行借出800万美元托市。直到1933年美国出台《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市场才逐渐走向规范。

从证监会行政处罚统计来看,自2007年以来处罚的案件明显增加。“并不是我们的市场乱了,而是真正落实到纸面上的处罚多了,曝光度越来越高”,一位从业超过10年的财经媒体同行说。具知情人士透露,2008年黄光裕调动的资金账户都在深交所的监控之下,买了什么股票卖了什么股票。当时黄光裕做庄中关村,深交所暗中委托山西证监局去查黄的一举一动。2010年5月18日,黄光裕案一审判决,法院认定黄犯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罚金6亿元,没收财产2亿元。

 

老庄新庄

黄光裕可以说是新型庄家的代表——他们兼有双重身份,产业资本拥有者与企业决策人。在美国过去十年操纵市场的案件中,最常见的三类人是:证券从业者(经纪、交易员)、企业高层/内线以及大股东。大股东是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他们不仅优先知道上市公司的内部信息,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些内部信息的制造者、筛选者及决定者。

从2007年4月开始进入股改之后“大非(大股东非流通股)”的第一波解禁高峰开始,中国股市开始进入真正的大股东时代。全流通会理所当然的改变大股东的行为方式,大股东拥有更多为自己牟利的动机。股权分置前,大股东要盈利,只能与庄家合谋操纵股价,然后分成。但股权分置后,大股东本身就是庄家,从伪造上市公司报表、公司资本运作、二级市场操纵,整个流程都可能自己操作,甚至可以做到天衣无缝。不像周建明,后者从宁波银行证券大户室走出来,是个不折不扣以操盘为技巧的旧庄时代的人物。

2008年1月7日,证监会发布《行政处罚通知书》:宁波籍人士周建明在2006年1月至11月期间,利用在短时间内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手段操纵“大同煤业”等15只股票价格,共获取违法所得176万余元。“通过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来推高股价,这做法太初级,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不过这是以前业内常用的手法”,一位营业部的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周建明栽在《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办法》中明确的“虚假申报操纵”这一条上。而其他七条典型操纵行为也在新规则下遭遇考验。

 

分仓模式OUT了

无论什么庄家,都得大买托起股价来——美国从业者总结了四种操纵市场赚钱的途径:靠交易(trade in market)、谣言(rumor)、自买自卖(wash sale)以及以大量持股(cornor)。我国定义的八条操纵市场行为大同小异:

连续交易、约定交易、自买自卖、蛊惑交易、抢先交易、虚假申报(周建明触犯)、特定价格、特定时段交易操纵。

为了监管条例中“持有/买入超过流通盘资金量10%”这一项,庄家必须将钱分成看似无关的账户中(如果账户之间有关联,比如家人朋友,监管人员能更快的看出来)。这个过程叫做分仓。曾经在2005年操纵三木集团的庄家王哲翔(江苏阪神电器董事长,后于2007年被证监会判永久禁入市场)以7.7亿在深市上买入9274万股三木集团的股票,占流通股91%。,王把大部分资金分仓在五个证券营业部,其中仓位最重的是南京证券南京大钟亭营业部。

“一般来说,上亿元的资金分仓至少需要500张股东账户,这些股东账户有的是券商营业部提供的(来源很简单,50块一张身份证去农村收,然后自己贴钱开户就行了),有的是操作人自己带来的”,一位曾经坐庄的操盘手介绍:“2005年三方存管启动,对券商来讲,客户保证金不再合并存管在客户保证金账户内,而是由单一客户单独在银行系统生成账户资料,并且每天与券商端资金账户进行资金清算与交割。这样一来,原有的资金调拨已经无法通过券商的财务系统运作,必须要经过一次银行的认证与接通。”至2007年4月,大券商已基本完成银证通账户到第三方存管的批量转换。以往的分仓坐庄模式已经没有存在的土壤。

 

谁更容易操纵市场:内线

三方存管,甚至刑法、监管都不可能杜绝追求高收益的人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跟他们的利益有关。这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有证券市场,就会有铤而走险,只要犯罪成本适宜。何况中国市场并没有改变投机的属性。1.5万亿,这是过去10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分红总额。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买了股票,等着分红过日子,不仅赶不上定存一年的利息,更不可能弥补交易手续费。

谁更容易操纵市场? 

Rajesh K. Aggarwal(Tuck商学院)在对1990年1月-2001年10月这11年间被美国证监会(SEC)查处的142件操纵市场案件数据中整理发现,大量操纵交易存在于市场化不完全的市场,比如OTC Bulletin和粉单市场(the Pink Sheet)——市场操纵的事件总是发生在一个充满消息的市场,或者,可以说,充满了寻找消息的参与者的市场。

那些能获得内幕的人是真正的获利者。除了大股东、企业管理层,就是最接近他们的人——分析师。据一位接近管理层的人士透露,我国近年来爆出的不少内幕交易和老鼠仓,大多牵连直接到证券从业人员和基金从业人员。例如,2008年曾经被评为中国机械行业最知名的分析师、海通证券叶志刚,以及原北京首放汪建中。曾担任律师的McMahon法官表示,“当专业人员每天和无数内部信息打交道时,我知道这种感受。你不可能不知道业内的规定”。业内的规定努力构建“维护每一个市场参与者的公平竞争”。

 

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公平

所谓不公平的市场,你比我先得到消息,或者,你知道的比我多,就是不公平。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证券法教授布莱克指出,一个健康持续发展的证券市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投资可以公平的获得赖以评估公司价值的信息;二是投资者可以认为公司内幕人员不会骗走他们的财富。

自1984年美国颁布《内幕交易法案》,对于不公平的市场行为,查处非常严格。除了这些职业行为的准则,美国证监会在对证券从业者的实际运作管束中,“中国墙”(Chinese wall)被广泛应用——在分析师和操盘手之间竖起的一道墙,分析师必然先获知一家企业的信息,在公布“买入”、“卖出”等评级时,不得泄露任何信息,即使在同一个公司进行实际买卖的同事。最具代表性的故事来自于2007年12月,一位前摩根士丹利金融(Morgan Stanley)分析师因内幕交易罪被判入狱一年半,而她的丈夫,同属摩根士丹利但担任投资银行家,也因同样罪名获刑。王的律师Catherine Redlich称,文化的不同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直到现在,中国的内部交易才偶尔被作为罪行起诉”, Catherine Redlich提到了中国的现实。从2005年12月到2007年3月,这对夫妇在未公开信息的基础上交易了“都市与乡村信托银行”(Town and Country Trust)、“Glenborough Realty信托公司”和“Genesis健康医疗公司”的股票。他们的“作案手法”与最近热播的《单身男女》中调情情节如此相似:在开市前半小时,两公婆利用在星巴克喝咖啡的时间,通过上下层透明玻璃传递暗号。然后由丈夫实施买入卖出行为。这是他们远在北京的母亲无法理解的——我女儿没有杀人放火,在纽约最顶级的公司从事体面的工作,为什么会被判刑?法官的依据也无比简单,“在他们以王旭佳母亲的名义开立账户里,有超过60万美元的非法获得的收益。并且,是对其他证券参与者的大大不公平。”

 

监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基金经理大多在做基础研究,因为怕被抓,必须做长期投资”,郎咸平教授解释:“在美国,如果被证监会(SEC)抓到涉嫌内幕交易,是很可怕的。一般事主会马上离婚,因为至少可以让太太保有一半的财产,然后搬到佛罗里达州。因为美国法律规定破产之后只能保留一栋房子和一部车子,而这个州对这一栋房子一部车子的价值是不限制。”在抬高犯罪成本的同时,也对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目前在加拿大皇家银行投行风险管理部负责监管工作的陈思进,两年前从华尔街投行前台(front office)离开,按他的话是“从第一线到了第二线”。第一线永远聚集、吸引着最聪明的人。“所以金融创新和监管永远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陈对记者说:“但最饶头的是去监管那些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当时CDS出来,全球只有6个人懂。怎么监管?不过幸好目前中国证券市场还无此忧虑,没有创新产品,只是监管操纵市场还比较容易。”

证监会的办案流程,一般是在上交所、深交所发现异常交易后,根据具体的证券公司席位号找到证券公司的营业部,由营业部配合提供该账户的交易记录以及资金划转、持仓情况等。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其实很容易就能抓到,前者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操纵市场的行为基本上一分析就能看到”,陈思进对记者解释:“比如美国,股票市场盘子大,不会有人做微软谷歌,四五千亿美元的市值,要操纵它的股价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私募基金的规模。他们一般会选择操控中小型的冷门股,在平时交投并不活跃的市场里,坐庄的痕迹特别容易显现。比如交易量突然变大。并且,一般需要配合利好或者利空的消息才能骗到散户或者不明就里的其他大投资者跟进。一般来说,被兼并的公司股价上升,兼并的会下跌。比如说,被微软收购的Skype,在收购消息公布之前多久进入,什么时候卖出,很容易就能追查到可疑账户。”

“并不是取证困难,其实查处内幕交易有一套成熟程序对监管机构而言。让证交所打出单子,看看关联交易人与账户,第一次、第二次可能是运气,但多了就确凿无疑了”,参与起草《证券法》、《基金法》的王连洲老先生一针见血:“只是愿不愿意查的问题。” 

“庄家有股票在手,有炒作的动机与本领,他可以充分运用此工具,来结交权贵,以求防身。台湾一些超级大庄家,平时养的大批中央或地方级民意代表,经常为庄家护航”,一位在台湾《证券行情杂志》担任分析员的张姓记者分享他目睹的台湾股市的现状。这也许能解释奥巴马2010年金融改革政策难产,金融业的现存的秩序,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阶层实际上掌控了美国政界的相当一部分。

“证券法、基金法更加完善让犯罪成本更高,市场更大了,操纵门槛更高,投资者也比十年前更加聪明了,并且,媒体更愿意揭黑了”,年逾古稀的王老直言:“但要知道我们的市场还是处在新兴加转轨的市场,不乏靠关系、靠内幕做事的手法,诚信意识还比较薄弱,所以滋生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的基础其实没有根本改变。”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庄家是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应运而生的,随着监管力度加大,市场走向规范,旧的庄家炒作方式已经遭到市场摒弃,市场将走向一个以智慧和理性投资,注重内在价值发现为投资理念的新的庄家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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